久负盛名的商人集团：清代山西商人的生意怎么就不行了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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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629年，后金大汗皇太极率军号称10余万，分兵三路从龙井关、洪山口、大安口突入关内，明军应对不力，后金军连战连捷，相继攻陷遵化等城，京师震动。这一战役史称“己巳之变”，是后金和明朝战争的重大转折点之一，是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。
“己巳之变”，后金军队南下，兵临京师。来源/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截图
不过，鲜为人知的是，在后金军后方，有数名八旗商人跟着从沈阳出发，紧随大军到明朝宣化府下辖的张家口做买卖，用银两、貂皮和人参换回中原出产的绸缎。当时，兵祸连连，老百姓都唯恐逃之不及，敢于趁兵荒马乱赚钱的绝非等闲之辈，这些趁机跟入塞的八旗人做买卖的生意人，就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商人集团——晋商。
晋商的发端——贩卖盐铁
晋商，也就是山西商人登上历史舞台的年代非常久远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晋国商人就闻名诸侯。与现代很多跨国公司的原始积累过程相似，晋商最早也是靠贩卖自然资源起家的。尤其是盐与铁，不但富足了晋地，更成就了晋商。
其中的佼佼者就是猗顿。
“晋商之祖”猗顿。来源/纪录片《寻踪晋商》截图
猗顿其实是鲁国的一介书生，他出身贫苦，年轻时饥寒交迫，穷困潦倒。不过，他立志要富甲一方。听说越王勾践的谋主范蠡在助前者灭吴后，弃官在山东定陶经商，并成为天下巨富，自称陶朱公。猗顿便前去请教。范蠡教猗顿从养牛养羊开始，日久可以致富。猗顿便迁到晋国，在今山西临猗开始了艰苦创业的历程。
通过畜牧业积累一定财产之后，猗顿将目光投向了三晋大地的特产——池盐。事实上，三晋大地盛产天然池盐（尤其是解州盐池），素有“盐铁之饶”的美称，猗顿将赚来的钱统统投向盐业生产和营销，并成为当时最早的大盐商。史书记载，十年之后，猗顿“富甲天下”，其家产“西抵桑泉，东跨盐池，南条北嵋，皆其所有”。“猗顿”成为财富的象征，位列春秋战国巨富之首，也被尊为晋商之祖。
山西省运城盐池。来源/纪录片《寻踪晋商》截图
此后，在历朝历代，以盐铁立足的晋商都延续着自己的辉煌。《国语·晋语》曾记载“夫绛之富商”“金玉其车，文错其服”。
在汉代，代州（今山西代县）、泽州（今山西晋城）、潞安（今山西长治）等地，先后成为全国商人频繁活动与商品物资的集散地。史书记载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，交易之物莫不通”。
隋唐易代时期，吕梁文水县的一位小商人武士彟（yuē），趁着隋炀帝大兴土木之机，倒腾木材发了家，并与当时河东抚慰司李渊交好。后来，李渊创建了唐朝，而武士彟的女儿正是大名鼎鼎的“一代女皇”武则天。
武士彟之女——武则天。来源/纪录片《中国通史》截图
到了元代，传统晋商的辉煌仍然在延续。马可·波罗在他的游记中这样写道：“（山西的）商业相当发达，各种各样的物品都能制造，尤其是武器和其他军需品更加出名。这些军械，专供皇家的军队使用，十分便利。这地方葡萄数目很多，葡萄产量十分高，其他水果也很丰富。由于大量种植桑树，养蚕业也极为发达”。
这还不算什么，随着历史进入明清时代，晋商也迎来了自己的极盛期。
晋商的极盛——经营物流业
明朝初年，为供应北方边境重镇开支而施行的“开中制”，是促使晋商进入极盛期的关键商机。洪武三年，北元不断侵扰明朝北方重镇。为保证自己政权的存续，朱元璋不得不将大军部署到山西大同一带进行防御。但是当时北方经历多年战乱，物资匮乏、粮草不足，将士们吃饭甚至都成了问题。后来，为解决这一难题，大明朝廷决定推行“开中制”（又被称为“开中盐法”），其具体办法是：各地商人可以将粮草贩运到边境，由朝廷统一征收，之后朝廷会根据各家的粮草数额给予相应的盐引。商人可以凭借手中的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去兑换食盐，再到规定的地区贩卖食盐。
“开中法”的实施解决了边镇物资紧缺的问题，同时也促进了晋商的发展。来源/纪录片《寻踪晋商》截图
乍看之下，这一买卖好像稀松平常，然而，当时盐的利润要比粮食高得多。能在官府的支持下贩盐，更是之前历朝历代山西盐商求之不得的优待，因而众多晋商闻风而动，纷纷运粮北上。由于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晋商很快便抢占了先机，快速占领了北部边镇的商业市场。他们不仅与官府合作，为军队筹集了大量军粮，同时还通过运送棉布、棉花等军需用品，完成了一次大规模资本积累。
不过，到了明朝中叶，由于边防重点转移，晋商失去了地理优势。而且大明朝廷表示商人只需要向政府缴纳银钱，便可以换取盐引，盐引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泛滥，晋商的利润也随之大大下降了。实际上，这是因为依靠开中制发达起来的晋商，依然从事传统的官盐特许经营，他们本质上依然还是盐商，经营种类非常单一。
所幸的是，此时晋商有了一个杀手锏——那就是多年转运盐铁所形成的物流优势。利用这一大优势，其拓展了经商地域，由边境贸易开始转向内地和国外贸易，而且规模和势力都在不断扩张。其中，一个潜在客户引起了晋商的特别注意。
晋商的商贸版图。来源/纪录片《晋商》截图
事实上，在清军未入关之前，部分身为大明子民的晋商就与关外的清军做起了生意。正如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样，晋商以张家口为基地，通过蒙古向清朝输送他们急需的铁器、粮草等物资。有专家认为，如果没有这些物资，清朝撑不过三个月。可以说，晋商就是清朝的保障，其不但源源不断对关外输送物资，还贩卖了大量关于明朝朝廷内情、军队调动以及民间情况的情报，这些情报使得明清战争的结果大大偏向了对清朝有利的一面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时候以盐商为代表的晋商已经彻底没落，进入清代后，新崛起的晋商实际与传统晋商已经没有多少传承关系。这也是历史上晋商的第一次大转型。
清朝建立后，并没有忘记对他们定鼎中原起了重要作用的晋商。顺治皇帝就曾在紫禁城款待了对清朝帮助最大的八位晋商，他们分别是：范永斗、王登库、靳良玉、王大宇、梁嘉宾、田生兰、翟堂和黄云发，并将他们编入由内务府管理的“御用皇商”的行列，史称“八大皇商”。这八人便成了清朝内务府的第一代皇商，并享有特权。其中，范永斗受命主持贸易事务（相当于后来的贸易部长），并“赐产张家口为世业”。其余七家也各有丰厚的封赏。
清初册封范永斗等人为“八大皇商”。来源/电视剧《大盛魁》截图
如上文所述，从明初的开中制开始，晋商行走大江南北，在保证利润的压力下，其还要减少货物损耗，节省运输成本，还要尽量压缩行程和运输周期，这与战争的后勤需求不谋而合。常年从事长途贩运，让晋商成为当时全国经验最丰富的物流商，甚至可以说仅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
17世纪末，漠西蒙古准噶尔部兴起，与清朝展开了持久战。到康熙末年，双方的战线已经扩展到川藏、青海、新疆哈密到天山北疆一线。对于清军来说，战线漫长且远离中原，后勤压力非常大。为保证大军的军需物资供应，康熙和雍正皇帝均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政策，允许商人从事随军贸易。后来干脆以招商的方式，将包括粮草运输在内的后勤保障工作逐步承包给了晋商。到了乾隆朝，由于运输效率高、损耗小，晋商更是得到了青睐。当时清军各项军事行动所需的繁杂物资，几乎全部都由晋商分门类包办了。
清代晋商随军运输物资。来源/纪录片《寻踪晋商》截图
18世纪，长达70年的清准战争结束，尽管晋商失去了这一重要利润池，但他们通过长期给清军提供后勤服务，已经摸索出一套成熟的物流运输模式。他们很快就将从战争中学来的物资转运手段，运用到对蒙古、新疆、中亚和沙俄的长途货物贸易中。晋商的物流效率非常高，甚至让衰落已久的古代商道——丝绸之路部分获得了重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清朝中后期，以大盛魁为首的数家从事对蒙、对俄贸易的晋商商号，最初都是通过为清军提供军需后勤服务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。
不过，“富起来”的晋商却一门心思进入清廷当官。究其原因，中国人传统上有很浓厚的官本位思想，商人发达后，必定要从事政治投资。晋商也不例外，他们中的头面人物经常通过捐纳给自己买个红顶子，以实现成为“官商”的目的。
利用担任清军的军事后勤承包商，晋商积累了大量利润，于是他们将目光投向了金融业，开始经营钱庄票号、镖局、印房等新业务。更是出现了若干家财产十分雄厚的超级商号，垄断了一些贸易路线甚至行业。然而，所谓“盛极而衰”，晋商的这一转型也为自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。
山西票号是我国最早产生的专门从事异地汇兑的民间金融组织，在晋商称雄商界五百年的历程中，票号是其鼎盛时期的标志，上图为中国第一家票号——日升昌票号。来源/纪录片《晋商》截图
王相卿创立的“大盛魁”时为“草原第一商号”。来源/纪录片《寻踪晋商》截图
晋商的衰落——成也官商败也官商
晋商的衰落是由几个关键事件引发的。首先是1860年清朝和沙俄签订的《北京续增条约》第四条，俄罗斯商人获得了在中俄边境地区利税贸易的权利，从此，晋商无法再从这条重要的贸易路线获取垄断利润。
1862年，清朝与沙俄签订了《中俄陆路通商章程》，俄商又获得了在天津口岸可以享受比各国低三分之一税率的优惠。换句话说，俄罗斯商人有了这些条约，就不需要再通过晋商这个中间商来进口中国的货物了，这对于晋商的打击可以称上是毁灭性的。在此之前，晋商设有商号140多家，到清末只留下了20多家，仅剩的这些老字号也陆续在1920-30年代关张歇业。
“大德通”票号的歇业。来源/纪录片《晋商》截图
除此之外，清朝面对日益增长的巨额债务赔款，也是竭尽所能地对自己控制下的各路商人进行敲骨吸髓的搜刮。反正已经有稳定的海关关税收入了，晋商从前的那点上供也是可有可无了，倒不如直接宰了吃肉。晋商也因此成为清廷各路衙门加派、捐输的第一对象。反而是南方的一些商号，因为和洋人交好，背后又有汉人封疆大吏支持，所以清廷衙门不敢逼得太过分。
后来，八国联军侵入北京，更是直接把很多山西商人多年在北京积蓄的财富付之一炬。后面民国时期蒙古国独立，也开始大举排华运动，首当其冲的就是蒙古国的晋商。至此，晋商彻底一蹶不振，无力与其他地方的商帮竞争。
参考文献：
秋原，《清代旅蒙商述略》（M），新星出版社，2015。
周建波，《成败晋商》（M），机械工业出版社，2007。
曹凯风 ，《告诉你一个真实的大盛魁》（M），中州古籍出版社，2006。
指文烽火工作室，《中国明清时期的战争》（M），吉林文史出版社，20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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